携手去南方

“老头儿”的真名叫栋文波。他1．85米的个子，满脸的络缌胡，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，沉闷的个性加上内敛的严肃，朋友们都叫他“老头儿”，其实还不满40岁。

“老头儿”家在北方一个靠近蒙古的边疆小镇，做医生的父亲“文革”挨整那会儿他才10岁，哥哥和姐姐被送到外省读书，母亲为了养家糊口，去了外地做裁缝，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所以他从小就会做饭做菜，料理家务。

“老头儿”进了当地的矿山，成了一名井下工人，他力气大，干活很卖命，为人又很厚道，矿上的姑娘们都挺喜欢他。25岁那年，“老头儿”结婚了。新娘徐敏小巧玲珑，长相很漂亮，是电话机厂的女工。

“老头儿”想做父亲的愿望婚后很快破灭。几个月后，徐敏因卵巢手术，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。

徐敏自卑起来，像欠了栋家很大一笔债。“老头儿”心里虽然觉得沉甸甸的，但对徐敏还是一样的好。两年后，他们收养了一个女儿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小镇上也活跃起来，看着人家做生意发了财，徐敏也想去试试。她开始瞒着“老头儿”偷偷去舞厅跳舞。

小镇是个不大的地方，徐敏在夜晚的舞厅里转悠来转悠去就遇上了养女的亲生父亲。这位中年男子当年因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公职，做服装生意发了财。徐敏一心想赢得对方的帮助，便与他走动得频繁起来，关系十分暧昧。

“老头儿”知道了这件事后，不管徐敏怎么哭着求情，坚决地同她离了婚。失望的徐敏索性公开跟了那个男人，把孩子也带走了。“老头儿”要求对方让他来付孩子的赡养费，以表达自己为父一场的感情。

“老头儿”在矿上有个莫逆之交叫王守义。王守义36岁那年患了肝癌，临死前把“老头儿”叫到身边，把老婆、孩子托付给他，望着守义塌陷下去的双眼，紧紧攥着自己大手，“老头儿”含着泪接受了这份托付。

把王守义的老婆何玲和孩子接回家的那一天，“老头儿”的兄弟姐妹都冷着脸，家里没同意这门婚事，“老头儿”和何玲顶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，在王守义死后8个月结了婚。

孩子上大学每个月要500多元的费用，经济上吃不消了。为了孩子读书，两个人奔着亲戚来了深圳。

“老头儿”带着何玲四处找工作，跑了整整半个月，都没有着落。他们这才意识到在深圳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。最后还是亲戚出面帮忙，把“老头儿”介绍到盐田治安队做了保安，让何玲进了蛇口一家电子厂做清洁工。他们吃盐水煮面，或街边最便宜的饭盒，把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，每月定期给在学校的小琴500元的生活费。“老头儿”为此戒掉了烟酒，连5元钱一瓶的二锅头都舍不得喝。下了班，他就偷偷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四处收废品和旧报纸，指望着每个月多有点收入。

一年之后，何玲虚弱的身子终于熬不住了，昏倒在车间的楼梯口。医生说这是由于严重贫血造成的低血糖。何玲病了之后，“老头儿”就近在妈湾附近做了搬运工。他只想离何玲近点，方便照顾她。

暑假到了，小琴来了一封信说她到了一家个体饭店打工，每天干满12个小时，一个月能挣到300元，可以减轻点爸妈的负担。“老头儿”看后急了，忙打电话给小琴，说一个女孩子在外边安全最重要。

这个月，他给小琴多寄了500元钱，坚持让小琴辞工去参加外语班或电脑培训班。

那年8月，“老头儿”在妈湾认识了一个福建青年。这位年轻人在科技园工地的铁皮房里支起了一个小餐馆，给工地的打工仔做买卖。他看“老头儿”人好，就拉“老头儿”做大师傅，暂租给他一间小小的铁皮房。“老头儿”把何玲接了过来，这是两个人第一次有了单独说话的地方。

“老头儿”高大的身影在十几平方米的铁皮房里转悠着，他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摘菜、配菜、炒菜，准备好上百人的盒饭。一日三餐，5公斤的大铁勺掂在手里一掂就是两个小时。连续几个月的烟熏火燎把他的眼睛都呛红肿了，背也开始驼起来。

何玲心疼地劝他不要干了，他握着妻子的手说，这里是苦点，不过每个月比在别处干多200元，一年下来就是2400元钱，用这笔钱，春节可以回家看看孩子或者让孩子来深圳玩玩，见见世面。他答应守义此生好好善待她们母女的，他不能食言。